秦耀东，汉族，1929年12月生，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助检员、检察员；1954年2月到1956年8月，被抽调参加最高检东北工作团，负责审讯日本战犯。1970年11月到1981年8月，被抽调到辽河油田公安处工作；1981年8月，开始筹建辽河油田检察机关，1984年8月任辽宁省检察院辽河油田分院（辽河分院前身）副检察长（主持工作）；1985年3月奉命组建盘锦市检察院，任检察长，兼任辽河油田分院检察长；1988年任辽河油田分院检察长，1993年1月离休。1988年和1991年两次获得最高检荣誉奖章。

　　从1948年参加工作至1993年离休，45年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检察人，秦耀东忠贞无畏、勇担大任，参与过审讯日本战犯，从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助检员、检察员到参与辽宁省检察院辽河油田分院、盘锦市检察院的组建，为新中国辽宁检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是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活历史，他用90年的传奇人生，记录了新中国检察事业的历史芳华。

　　从公安干警小秦成为检察干警小秦

　　记者：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您是如何走上检察工作岗位的？

　　秦耀东：1929年12月我出生在黑龙江五常的一个屯子里。父亲说，咱一辈子大字不识，不能再让孩子没一点文化了，在我10岁的时候家里攒够了学费，我就上了小学。念到初中，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只能退学，即使是这样，我也是远近几个屯子唯一的初中生，然后成为了小学教员兼校长。

　　1948年10月，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黑龙江很多地方共产党的工作还处于半公开状态，鉴于我的优秀表现和工作态度，经由土改工作队于长江介绍，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我成为了区政府的一名公安助理。一年后，区政府派我到东北公安干校学习一年。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一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50年夏末，公安干校的学习马上要结束了，领导说在培训的600多人中留下60人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在学习培训中，我的表现很突出，按常理应该被留下来。可是随着一批一批名单的公布，始终没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心情也一天天低落。那天，最后一批名单公布了，上面只有5个人的名字，也包括我的名字。领导宣布这5个人因表现优异被分派到刚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工作。从那一刻起，我从公安干警小秦成为了检察干警小秦。

　　记者：在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工作了好几年，当时的检察中心工作是什么？

　　秦耀东：1950年至1953年，年轻的我跟着老红军龙虎将东北分署刑事检察处组建了起来，建章立制，指导东北9省（当时行政区划东北地区分9个省）各级检察署侦查部门的组建和工作开展，巡查各地镇压反革命工作情况，保护新中国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1953年初随着国家发展需要，东北分署撤销，我也随着老领导到了鞍山市检察署。

　　老骥伏枥，组建辽河检察机关

　　记者：“文革”期间，检察机关被砸烂，很多人不得不离开深爱的检察工作岗位。您当时的处境如何？

　　秦耀东：1968年，我从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被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时检察机关被砸烂了。1970年底，辽河油田在盘锦市开发建设，要从“五七”干校抽调一些干部，因为我最早干过公安工作，就被抽调到油田保卫处，一干就是11年。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当时我没有立刻回到检察机关工作，但1981年辽河油田要筹建辽河油田检察院，因为我有多年检察机关工作经验，组织上又安排我担任筹备组组长。我没有跟组织谈任何个人条件，接下重任，担任筹备组组长。

　　说是筹备组，算上我也只有4个人，还老的老、小的小，几乎所有的压力都扛在了我一个人的肩上。一切从零开始，批地皮，建办公楼。那时候院里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是我反复挑便宜的选来的。我从辽河油田遴选了100多个干部，然后拉到鞍山市检察院，学习培训整整一年，才有了院里第一批检察干警。1984年，辽宁省检察院辽河油田分院正式挂牌办公。

　　每当别人提起辽河油田检察分院，我内心满是喜悦之情，就像提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认为辽河油田检察分院的建立有三大贡献：一是加强了辽河油田与地方的和谐稳定；二是辽河油区比较分散，有专门的检察机关能更好地服务油区企业；三是对后来盘锦市检察院的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盘锦市检察院筹建，再担重担

　　记者：创建完辽河油田检察分院后，您是不是可以好好歇歇？

　　秦耀东：还没等好好喘口气，没想到一副重担又压到了我的肩上。1985年初，盘锦建市不久，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左坤批示辽河油田检察分院和盘锦市检察院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我被任命为盘锦市检察院检察长，管理两家检察院。

　　有了辽河油田检察分院的筹建经验，盘锦市检察院的建设也轻车熟路很多。经过3年的“孵化”，1988年盘锦市检察院和辽河油田检察分院正式分开，各自作为一个市级检察机关行使检察职权。

　　1989年，年满60周岁的我该退休了，但由于工作需要，我又无条件接受组织安排，延迟离休。直至1993年1月，才正式离休。

　　我这一辈子很幸运，中学肄业以后就遇到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从公安干校开始，一步步走上检察道路。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曲折，“文革”期间在“五七”干校和插队，但总体都很好，我还参与审判日本战犯代表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光荣的！

　　这么多年来，有很多领导问过我对组织有什么诉求，我总是自豪地告诉他们：“没有，我现在过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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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亿万中国人审讯日本战犯

　　1954年初，最高人民检察署向全国征调优秀检察干警到最高检学习批捕、起诉业务。秦耀东暂别新婚妻子，毅然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本以为平静的2年学业，仅仅在上了3个月理论课后就起了波澜。最高检接到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对在押日本战犯进行审讯和公诉，并在第一时间组成了山西和东北两个工作团，同时决定将正在培训的优秀检察人员编入工作团，以案代训，对在押日本战犯开展审讯工作。

　　可以代表亿万中国人审讯日本战犯的罪行，怎能不激动又自豪？可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压力又像无尽的海浪一样冲刷着秦耀东年仅25岁的心。他迅速调整状态，随东北工作团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审讯工作。

　　1954年至1956年间，他作为小组的审讯员，带着一个翻译和一个书记员开展审讯工作，最终小组负责审讯的4名日本战犯，有3名按照政策不予起诉，有1名被公诉后当庭认罪，得到应有的判罚。

　　时隔60多年，秦耀东依然清楚地记得他所审讯的4名日本战犯的姓名和职务，并且保留着2014年7月8日的《辽沈晚报》，上面刊登了当年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长岛勤的罪行，长岛勤正是他当时负责审讯后被判刑的那名日本战犯。